出租车正向南京城的西北方驶去。
即便是上路有一段了，司机师傅还是对路线不太放心：“狮子山？肯定是狮子山吗？”
“对，就是狮子山。”
“肯定吗？”
“肯定。”
这也难怪。车到目的地，眼前不过是一座勉强能叫做山的土堆，除了坎坷的黄土块，除了参差寥落的几棵松柏，就只有一堆堆胡乱填埋着的垃圾了。不费力就可以走到山顶，一队工人正忙，回答说正在盖一座望江楼，完工之后再修修整整，狮子山就可以成为公园了。
这也是市政府的好意，况且既然临水，按习惯总少不了一些登高远眺。去年经过的杭州望湖楼、今年经过的安庆迎江寺，还有许多，不都是一般的意思吗？
但狮子山原先却不是用来望江的。它应该还记得顺治年间那场惊心动魄的厮杀，那场曾让举国惊悚、直要劳动顺治帝御驾亲征的“江上之役”。那是顺治十六年七月初十日，率二十万舟师进迫而来的郑成功从仪凤门登岸，驻营狮子山，在两日内完成了围攻南京的部署。《清世祖实录》这样记载过郑军的气势：“城外连下八十三营，络绎不绝，安设大炮、地雷，密布云梯，复造木栅，思欲久困，又于上江、下江及江北等处，分布贼艘，阻截要路。”但意想不到的是，虽然狮子山上有如此赫赫的军威，有一排排直如锐士的弓手与刀手，有当时绝无仅有的由黑人组成的火枪队，而郑成功在战术上的溃败竟也是从狮子山开始的。
郑成功并没有整个地包围南京。据王戎笙《清代全史》的说法是：“由于兵力有限”；据黎东方《细说清朝》的说法，故事则有意思得多：
“清朝守南京的是（两江）总督郎廷佐。此人十分狡狯。他派人向郑成功说：‘我一定投降，但是须先假装守城。按照清朝的军法，如果我守满三十天，留在北京的家眷就可以免掉连带治罪。请你给我三十天的期限。’
“郑成功心慈，允准了郎廷佐三十天的限期，不仅暂不攻城，而且没有把南京好好地包围起来。
“于是，功亏一篑，让郎廷佐调来救兵，公然接进了城。”
救兵来得不多，总共不过一万，但将领却是良将———曾平定山西，“凡二十二战皆捷”的名将梁化凤。梁化凤的出战狮子山被郎廷佐这样地记录在案：
“七月二十三日派满兵堵贼诸营，防其应援，遂发总督提督两标绿营官兵，并梁化凤标管官兵，从仪风、钟阜二门出剿。贼踞木栅，并力迎敌；我军各将领，奋不顾身，冒险先登，屡战良久，阵擒伪总领余新，并斩伪总兵二员，击死贼众无算。至晚收军，臣等又公议，满洲绿旗官兵悉出击贼，恐城内空虚，留巨守城，其喀喀木、噶褚哈、马尔赛、梁化凤等由陆路进；汉兵提督管效忠，协领扎尔布巴图鲁，费雅住巴图鲁，臣标副将冯武卿等，由水路进。各统官兵次日五鼓齐出，贼已离营，屯扎高山，摆设挨牌火炮，列阵迎敌。我兵自山仰攻，鏖战多时，贼始大败。生擒伪提督甘辉，并伪总兵等官，阵斩贼众不计其数，烧毁贼船五百余只，余孽顺流败遁。喀喀木、噶褚哈等复领水陆两路官兵，疾追至镇江、瓜州，诸贼闻风乘舟而遁。”
以众凌寡，尚得如此惨败，是将略还是气运？
到底，“江上之役”是个有意思的话题，现代史家们总是为此众说纷纭。高阳是极力地扬张（苍水）抑郑（成功）的：在他的眼里，郑成功只是个不称职的军事指挥员，而在历史上的声名又极不公平地压过了真正的军事家张苍水；郭沫若的说法更来得突兀，在《由郑成功银币的发现说到郑氏经济政策的转变》中，他是这样解释郑成功的抗清的：
“郑氏的海上贸易，毫无疑问是和陆上有密切的联系的。他们的企业是在输出中国大陆的产品而输入东西两洋的产品，在这之间赢得利润。当时的所谓‘东西两洋’，东洋主要指日本，西洋主要指印度尼西亚———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据点。荷兰殖民主义者在日本也有它不可轻视的经济势力，因此郑成功便成为荷兰殖民主义者在海上贸易中的对头。从这里也就可以看出，荷兰殖民主义者为什么要和清朝联盟，从海上来威胁、骚扰、乃至夹击郑氏的势力了。
“从郑成功方面来说，他为什么要那么坚决地反抗清朝，也可以得到更深入的了解。他的部分动机不用说是基于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忠君爱国的封建思想，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经济基础受到严重的威胁，他不能不自卫。清朝统一了中国大陆已经大大地影响了郑成功在陆上的对内贸易，特别是在1660年开始的锁海政策，起先只是把邻近厦门的同安、海澄沿海八十八堡的居民内迁，后来更扩大到北自山东、南至广东五省沿海居民的内迁，在近海三十里处（或作四十里）筑界封锁，‘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违令逾界者处以死刑。这是在海岸上对郑氏筑了一道万里长城。范围如此辽阔，也可借以想见郑成功在陆上的贸易是有多大的规模。大规模锁海虽然是在郑成功东征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期中执行的，但在其前已早有酝酿。郑成功为了要保护他的财政命脉，他和清廷自然也就势难两立了。”
这段话细读就有点蹊跷了。清初暴政，以“迁海令”、“逃人法”和“文字狱”最为知名，迁海令即上文所讲的“特别是在1660年开始的锁海政策”，而发生江上之役的顺治十六年却是1659年———时间上岂非倒错了？因果关系上，也正是先有了江上之役的前车之鉴，才有了迁海令的亡羊补牢。郭沫若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小小的纰漏，所以有了“大规模锁海虽然是在郑成功东征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期中执行的，但在其前已早有酝酿”这句或许是用做补救的叙述。是附会还是确有其事，这就要详审出处了。
关于迁海令，梁化凤的一段插曲实在值得一提。这位江上之役中清军的首功之臣在顺治十八年复因功授江南提督，据《清史稿》卷二百四十三：“时议者以台湾未复，用广东、福建例，苏、松滨海立界，徙居民于内地。化凤曰：‘沿海设兵，赋拟弃之地以养之。国既兵足，民无废业，迁界何为？’奏入，上从其言。”这就是名臣风范了，眼界比之郑成功又何止以道里计？
《圣祖实录》里，关于郑成功的谢世的短短记载更让我们对这位曾被偶像一般宣传过的英雄人物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康熙元年六月二十五日，靖南王耿继茂疏报：海逆郑成功，因其子郑锦（郑经）为各伪镇所拥立，统兵抗拒，郑成功不胜愤怒，骤发癫狂，于五月初八日，咬指身死。”
由狮子山展开说去，已经越扯越远了。其实，在明史里面是有两座狮子山的。另外的一座是在云南武定，据说靖难之变以后，建文帝从南京逃到这里的正续寺，在暮鸦晨风的寂寞里以僧衣终老。
饶有趣味的是，南京的狮子山记录的是一代英杰郑成功的一段不太值得骄傲的日子，武定狮子山却是展示了作为一代明主的永乐皇帝的残暴与冷酷的一面。所以不禁要问：我们到底是怎样来看待历史的？
 |
